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 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庆龄在全国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她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 年11月、1976 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 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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